（1984年7月11日） |
周总理生前一直很关心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我所了解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一、关于在上海制造万吨水压机 制造锻造能力为 12000吨的大水压机，是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1958年5月，毛主席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会议还正式通过了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 5月22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建议我们国家制造一台万吨水压机。我在信中讲到：这是一种推动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大事。因为，大水压机标志着国家有大的锻造能力。有大的锻造能力，国家才有制造大型机器设备的能力；没有，就无法制造大型设备。信送毛主席后，当天，他就把信批给了小平同志，同意自己制造。这时，“大跃进”起来了。 我接受了任务，并担任了总设计师。林宗棠作我的副手，任副总设计师。他也是一个制造大水压机的积极分子。这以后，我便呆在上海，同二十多位技术人员和工人一道研制水压机。 1960年下半年，水压机大体上造得差不多了，工作量已经完成70％左右。由于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方针，很多建设项目下马。一刀切下来，水压机制造也下马了，没有办法了。“大跃进”中，有很多事情是吹牛皮的，什么亩产10万斤粮食呀，等等，但也 有一些事是真的，比如我们制造水压机就是货真价实的。当时真假分不清，一下子把水压机制造也给卡下来了。 怎么办?我很发愁。直接找周总理吧，不好。我就去找经委一波同志，他不在，我和林宗棠又去找孙志远。我说，做了70％了，停下来怎么行啊。这么多钱不是白花了吗?他说，水压机应该继续搞下去。我说，应该搞，你经委得帮我想法呀。但是，找经委，经委说没有办法；找计委，计委也说没有办法。我又找到孙志远，说：你看该怎么办?孙说由他写一封信给周总理，并要我和林写一份说明水压机到底搞到什么程度的材料附上。当时，我在材料中说明，铸件已经制成，1400万块钱花下去了，只要再花800万，总共2200万块钱就能把水压机搞成。我索性把设计图纸都报上去了。信和说明材料上报到周总理那里，仅三天就批下来了。这件相当难办的事情办成了。好家伙，我跟二十多位设计人员和工人高兴得不得了。1962年4月，当时我国最大的锻压设备：12000吨压力的水压机制造成功了。可以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心，说不定这台水压机的铸件现在还是一堆废铁搁在那里呢。在国民经济极端紧张的时候，要批800万块钱，可不简单啊，决心不好下啊! 二、关于三门峡水电站第一台发电机组的转轮焊接 三门峡水电站第一台大发电机组是苏联卖给我国的。按照合同，苏联应该把分成两个半块的转轮运到中国后按惯例焊接好才算交货的。这是它的责任。但苏联不遵照惯例，不来焊接了。水电部通知苏联， 9月底一定要派人来焊，苏方一再拖延。这时苏联在我国的专家也撤走了。是恳求它，还是我们自己干?!水电部没办法，叫苦了。水电部建设局局长林汉雄找我（我当时在农机部工作），说：不行了，要请你出马（我们在焊水压机时学到了焊大件的本领）。他问我，我们自己焊行不行?我回答说：可以，为什么不行呢。苏联人不干了，我们自己不行也得干嘛。我这样说，是从爱国主义和忠于职守的立场出发的。至于如何才能焊接好，这是第二位的事情。 后来，刘澜波去找了周总理，讲苏联不派人来焊接发电机组转轮。周总理问，怎么办 ?刘说只要沈鸿去处理这件事，就好办了。周总理说那就找沈鸿嘛。周总理吩咐秘书打电话给陈正人交待了任务。当时我正在无锡开会。陈打来电话，叫我赶紧回北京，讲周总理要我办一件事情。当时，我估计大概是焊水轮机的事。周总理很关心，问什么季节焊才好。我告诉他，一定要在冬季前焊，拖到11、12月就会出毛病。 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焊过那么大的家伙。所以，我要水电部通过考试挑选十个最好的电焊工来。焊这个大东西，要连续工作七十二个小时。电焊工如果体力不足，是要昏倒的。为了保证工人焊接时有足够的体力，建议工地安排他们休息一个多礼拜，叫他们睡好、吃好，每天给他们吃半斤肉（那时没有肉吃，生活很苦）。同时，由水电部请了一百多名冶金、机械、电焊等行业的专家来共同研究如何焊好这大东西。我们不负周总理的期望，从 10月3日开始焊，至5日焊好。这样打破了一个大迷信。其实焊起来也不很困难。 8日，周总理陪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到三门峡水电站来参观。周总理仔细观看了发电机转轮，问我会不会出毛病。我说，估计不会。周总理听了十分高兴。然后，周总理、陈老总同我们一起照了像。 三、关于 1965年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 建国后，我国机械工业发展很快，但是自身最大的缺点是设计工作没有跟上去。 1965年1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会议由高扬文（经委）、沈鸿（一机部）、张有萱（科委）三人主持。会议开始后不久，周总理要我们在会议快结束时向他谈谈会议的情况。会议尾期，我们打去电话，请周总理接见会议代表并向他汇报情况。周总理问我们来多少人，我们说七、八百人。周总理的秘书说，你们挑七、八十人来吧。这样我们推选出八十个代表。 24日下午，周总理接见了我们八十个代表。高扬文和我将会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汇报中，周总理问道：这次会议有多少老工人参加?我说，来开会的有六、七个人，不多，参加接见的只有一个。他说：工人少了，就不能代表三结合。我开了四次棉花会议都请棉农来了。你们是第一次，没有想到，也难怪你们，但是个缺点。这件事，高扬文没有想到，我事先也没有想到。 关于设计工作怎么做，周总理讲了很多道理。我在汇报中讲到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很薄弱，这一条把机械工业卡住了。现在大家对设计工作很不重视，从上到下都不认为设计工作创造价值，把设计人员视为非生产人员。周总理当即说道：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产品没有设计、研究，怎么能搞出来。这是第一道工序。设计人员是非生产人员，这一规定不妥当。要通知劳动部、统计局，我们定了，设计人员是生产人员，要他们跟着改。 当我们汇报到设计人员太少，比例只有 2％时，他说：我不相信只有2％，不只这一点。沈鸿，你那台水压机一个人能拿出来吗?还不是要找其他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搞。不要只算专职设计人员，要包括熟练工人。工程师要真正搞出东西来，非有参加实践的经验不可。好的技术人员就不脱离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要认识这个真理可真不容易。我想，周总理的这段话，对我们今天机械工业和工程技术人员仍是有用的。 当汇报到今后怎么办时，周总理说：给中央的报告不要太长，简明一点，批得快一点，还要靠参加会议的人回去传达。这次会议开完后，新产品设计出来了，明年就开一个新产品展览会，再推动一下。代表们回去后一定要发动群众讨论，就是要走群众路线。技术人员要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哲学，树立辩证观点，克服形而上学。在这个基础上产品设计革命大有可为，要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那天他谈，谈，谈，越谈越多，谈得很晚了。周总理就说：你们不要慌，今天我请你们吃饭。谁也没有想到周总理会请我们吃饭。在会议厅，八十个人坐了十桌。一个大锅菜，白菜熬豆腐，另外有几个小菜。回来后，许多人问我，周总理平时就是这样生活吗 ?我说：当然是这样。大家都伸了伸舌头，十分惊讶。没有想到周总理生活这么俭朴。 1966年，正当我们努力把产品设计革命搞上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把我们组织起来的人都打散了。整个工作因此而受到影响。“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周总理就把我保护起来了，造反派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因此，我是一机部最幸运的一个，基本上没受到大的冲击。 四、关于九套大型设备制造 我国自己搞九套大型设备的制造是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展工业的技术资料基本上是从苏联拿来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国。巴黎有个国际组织，叫统筹委员会。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对我实行全面禁运，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原材料，凡属重要一点的，统统不卖给我国。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也不向我提供技术资料和机器设备了。九套大型设备的制造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提出来的。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为了国防工业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好几次会议研究制造九大设备的问题。从 1960年起，国家计委和科委开始安排九大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这时我不在一机部，仍在农机部工作。一机部开会研究设备的设计和制造问题时，有时也找我去参加会议。后来书记处决定把我调到一机部管九大设备的研制工作。1961年10月2日，我到一机部报到。从此，周总理碰到我时，总要询问一下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情况。我管这项工作将近三年，1964年的一天，段君毅、宋劭文找我，对我说：周总理很关心九大设备的事，请你考虑一下，他要你专门汇报一次情况。我说，汇报讲不完，干脆写个书面材料，请你们转去。段不同意。他说，这不行，你直接写给周总理吧。 由于九大设备的制造是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防军工生产能不能上去的大问题，因此我于 9月23日向周总理提出了书面报告，介绍了九套大型设备的制造和技术水平等情况。我在报告中谈到：从设备规格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由于美国、苏联建造投产了大规格的这类设备，不仅各行各业设备数量迅速增加，而且向大规格发展。目前，我国这九套设备的规格，和现在各国拥有的、真正用于生产的同类大设备一样或相近。所以，从规格大小和使用效果看，我们制造的这些设备，不会有太大的落后。从设备性能看，大体为五十年代后期世界拥有设备的水平。我与有关部会商过，从解决我国近几年对这九方面的新材料的需要，这些设备都还是合适的。我认为，待九套设备完成之后，我们的设计、制造能力可以提高一大步。10月14日，周总理将我的报告送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传阅。周总理对九大设备的过问和关心，有效地保证了这些设备设计和制造的顺利进行。 九套大型设备有六套放在四川。其中四套在重庆西南铝加工厂，这就是： 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2800毫米热轧机和2800毫米冷轧机。前两套在1971年3月投产，后两套要早半年，是1970年9月投产的。有两套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它们是直径2~80毫米钢管冷轧机和直径80~200毫米钢管冷轧机。另外有两套在太原钢铁厂，它们是辊宽23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和辊宽700毫米20辊带钢轧机。在北京建工部五院还有一套万吨油压机，系压制弹头的急需设备。 前面已经讲了，这九大设备都是在国外对我国进行封锁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的。总的特点是，项目大，技术要求高，成套性强。但由于中央关心，冶金部合作得也很好。当时指定副部长徐驰同志和我一起商量办事，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各方面齐心协力，所以效果比较令人满意，较好地解决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的急需。没有这九套大家伙，现在我国的运七、运八飞机就没有办法制造出来。因为要大型锻件没有大型锻件，要大型铝板没有大型铝板，大飞机是肯定造不出来的。这么大的设备我们造出来了，说我们没有本领么 ?其实我们还是有些本领的。因此，国外禁运、封锁，反倒使我们的本领更大了，增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制造九套大设备的经验，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爱国主义的、自力更生的、勤俭建国的、艰苦奋斗的。有了爱国主义，才能真正合作。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是一致的；没有艰苦奋斗，讲自力更生只是空口号。 对机械工业，周总理生前是爱护、关心和支持的。在一次会上，周总理还就我们自力更生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火车车轮轮箍厂一事说：马鞍山车轮厂的建设，冶金部和一机部合作得很好。机器做得不错嘛。 五、关于两套大型机械、电机工具书的编纂 六十年代，我担任机械工程学会的副理事长。 1965年，为了机械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我们准备编纂《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两套大型工具书，我在11月召开的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上强调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我讲我国机械工业应该有这么两部工具书。周总理说，那你就抓紧编嘛。于是我们一机部科学技术情报所开始筹备。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了1973年又开始组织，由国家科委、教育部、冶金部、石化部、水电部、一机部联合发文通知全国有关研究机关、学校、工厂。共组织了数千名有经验、有理论的人来编写这两部书，连续十年一直到1982年这两部书问世了。现在世界上这么大部头的机械工程和电机工程方面的工具书，除中国之外，只有苏联有。这两套书送给了香港的三个大学，我收到他们的回复，都感谢了一番。 书编成出版后，为了告慰周总理，我将这两套书送给了邓大姐，并附信说：周总理生前很关心这件事，这两套书出版后，现送上给大姐作纪念。 ① 本文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郑淑芸、熊华源同志于 1984 年 7 月 11 日访问沈鸿同志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