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历史机遇新的世界供应基地的崛起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

郭重庆

摘要  面对以新经济为表征的时代特征的变化,阐述了我国制造业的历史作用及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并提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挑战,振兴我国制造业的对策,争取将我国建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供应基地,西部孕育着历史的契机。
 

  “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生物经济”及“注意力经济”等对时代特征的不同表述正铺天盖地、振聋发聩地给人们灌输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或已经来临,社会经济和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经济以及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已经过时。一些人把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弃之如敝屣,贬为“夕阳产业”、“旧经济”,撇开物质生产而孤立地谈“人类已进入了知识的生产、应用和传播的时代”。实际上,人类发展到今天须臾未曾离开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知识。一些人甚至鼓吹“中国可以绕开工业化进程直接进入信息时代”。追捧高技术的热浪已到了缺乏理性的程度,凡与“网”沾边的公司都鸡犬升天,趋之若鹜,不论其对当前的技术经济有多大的作用和实际意义。当前,理论上的混乱,媒体的误导,政策上的模糊,以及发展战略思路上的不清晰,对企业界、经济界和科技界来说,均无所适从,这些观点对社会经济和高技术本身的健康发展并不有利,并导致负面的误导作用。况且,对时代特征的定义这样一个非常严肃和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问题,不宜轻率地下定论,和脱离开我国国情地跟风,何况对当前时代特征的诠释本身就存在不同的观点,并且,时代的发展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就连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对新经济既明确又模糊的表述也令人混沌不解。鉴于制造业是中国当前经济的主导产业,又是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像对这样一个涉及国计民生大业的产业,忽视和矮化,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缺乏一个清晰的冷静的政策思路,将贻误历史发展机遇。

  装备制造业产值约占当前我国工业产值的32%,工业产值约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因此,装备制造业约占我国GDP的11.4%,但支撑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是外来技术和装备,形成进口依赖,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费的2/3用于进口国外设备,中国制造业产品面临进口产品的“挤出效应”。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抵50%,造成大量生产能力放空,工人下岗,企业经营困难,资产负债率高达75%以上,有的甚至资不抵债,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率的高悬。

  面对中国制造业窘迫的生存现状,曾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脊梁企业的惨淡经营,和几代人曾为之奋斗而建立的基础的付诸东流,应唤起全社会给予关注,“振兴中国制造业”应成为自上而下的共同呼声。

1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中国制造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空前发展的主要贡献者,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中国人民的现代物质文明。中国制造业作为中国人民

  衣食住行可享用产品的载体和国家安全所需产品的提供者是任何时候都撇不开的产业,没有制造能力的民族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民族,是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任人宰割的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正是有力的佐证,制造业的兴衰不只是制造业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大事。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还远未完成,人们衣食住行的要求远未得到满足,甚至农业经济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少部分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此背景下,对传统产业的作用评价,对产业所谓的“朝”、“夕”划分,应依国情有所区别,忽视这一点,盲目地跟着别人跑,奢谈并炒作一个并不成熟的时代特征概念,将会起到误导作用,不利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制造业的历史作用及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高技术与传统产业是依存关系,不仅仅是改造与提升关系。传统产业是高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载体,不实现与传统产业的结合,高技术的价值无从体现。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迫在眉睫,许多行业面临着新一轮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应把发展装备制造业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使装备制造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经验正寓于此。

  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我国制造业是我国当前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根据我国国情对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必须有一个切合实际的预期。当前对我国高技术能力的过高预期是不现实的,我国在高技术方面不具备什么优势,囿于传统文化、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体制的桎梏,我国要在高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还需假以时日。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必然能做出什么的,预期在短期内跨过工业化阶段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是非常不现实的一种认识误区。制造业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仍具国际竞争力,是当前国家主导产业,出口支柱,大力发展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实现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然后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一般规律,新兴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什么“比较优势”陷阱。我们总不能以己之短与人之长相较量。

  制造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业问题是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难点。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具有大量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提高农业和制造业的水平,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撇开农业和工业的物质生产孤立地谈知识的生产是有害的,农业和制造业是永远。

  实现工业化是我国不可跨越的发展阶段,而制造业是实现工业化的水之源,木之本,是国家实力的支柱。

  必须正视“新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萨默斯也认为美国历史上曾有过新技术造福经济的时期,如20世纪的20年代,但谁曾料到跟随20年代繁荣的是30年代的大萧条。我们现在就必须面对高科技泡沫的冲击而未雨绸缪,以免到头来措手不及。

 

2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挑战,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对策

2.1 历史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日本制造业的崛起,制造业世界霸主的地位易主,美国的钢铁业、汽车业、半导体业、机床业、家电业以及应用电子工业风光不再,出口产品竞争力大大落后于日、德,对外贸易逆差,经济滞胀,发展缓慢。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如麻省理工学院(MIT)一批学者集体撰文:《夺回生产优势棗美国制造业衰退及对策》,反思了制造技术与国民经济,技术与国力的至关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强调了制造技术的重要性。此文对美国决策层及社会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相继提出了2个颇有号召力的口号:“为了美国的利益发展技术”;“技术是经济的发动机”。实质是强调了具有明确社会经济目标的关键技术的重要性,并制定了国家关键技术计划,美国先进制造技术(AMT)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背景下提出的,规模可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提并论的新一代车辆的合作研究(PNGV)也出台了。由于,重视了制造技术的发展,近年美国经济扭转了颓势,美国又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2.2 我们的对策

  (1)制定确当的技术引进政策扶持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成长。
  (2)鼓励跨越性的、具原创性的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发展实施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发展路线。
  (3)建立政府组织的共性和竞争前技术“官产学研”合作研究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可以办大事的优越性。建议国家发布当前应重点突破的关键技术清单,包括:①燃料电池技术;②煤炭直接和间接液化技术及设备;③第三代通信产品及其设备;④轨道交通设备等。
  (4)制造业“人才危机”及国际竞争力不强引发的“教育危机”的对策①制造业人力资源后继乏人;②现行大学教育难以承担供应企业胜任技术职务人才的重任。
  (5)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①提高中小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②打破部门、行业保护,建立大装备工业体系,取消“定点”、“目录管理”等行政措施,鼓励竞争;③加大企业间重组、并购力度;④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力度,“硬装备、软提升”。
  (6)重视社会能力的成长大力扶持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技术转移、法律、财务、管理、金融、市场等服务体系)的建立与正常运作。正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认为的:“社会变革和国力增长的速度取决于这种社会组织资本的成长速度。”
  (7)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制造业发展战略的调整①“民族工业”的提法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化及调整;②“建立独立的自主的完整的民族工业”提法的审视及调整;③明确坚持对外开放和自主发展的关系;④明确国家经济安全和对外开放的关系;⑤明确中国轿车发展战略的争论:走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汽车工业之路,还是融入世界汽车业重组的浪潮?
  (8)出台扶持制造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9)将我国建成21世纪世界供应基地的对策我国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还有生存空间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悲观,相反,中国制造业凭藉已建立的广泛基础,低成本的劳力资源以及诱人的市场潜力,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长项,出口的主要支柱,其增加值居世界第4位,“中国制造”已经开始显露头角,制造业必然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杠杆。
  决策层、经济界、企业界和社会公众对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使命应有一个新的积极的共识,并能围绕新世纪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及时规划与组织实施,如运作得当,中国有可能在2010年~2020年取代日本世界制造业霸主棗世界供应基地的地位,成为21世纪全球商品及服务的最主要的竞争者,相反,如果在战略和政策层面上无此共识,或缺乏与之相对应的措施,我们又可能与新一轮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历史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3 企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是装备制造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和前提

  制造业企业不改革就难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到了不改革就很难持续发展的阶段,人们为中国改革缺乏动力源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从何而来而担忧,五中全会及时做出了反应:“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要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1)作好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对国有企业体制转型的难点及障碍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国际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无不付出巨大的阵痛和代价,舍此,我们没有什么捷径。
  我们必须为全球化和国企改革带来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作好思想准备及物质准备,中国国有企业必须如凤凰涅盘而获新生。没有全球化的冲击,我们一些寄生于旧体制的东西很难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使其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市场无形的手使其淘汰,中华民族才可以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轻装前进,完成振兴民族的宿愿。当然,这需要决策层的魄力和决断,需要广大人民的认同和配合。
  (2)深入进行体制改革融入全球化意味着迎接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瓶颈。中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技术与资金问题,毋宁说是体制问题。解放思想,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或减持国有股,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规范政府行为,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建立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均是当务之急。
  (3)转变观念,放稳心态中国已错过了几次发展经济的机会,如能将机会把握得确当,我国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应对不当,也可能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改变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从屈辱和恐惧的旧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从封闭的孤立主义中走出来,融入国际社会,加大自身的改革开放力度,着力于自身实力的增强。没有经济实力,就谈不上有什么国际地位,只有经济上去了,最终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处境,影响世界。
  我来自西部,对西部有故土情结,但长期移居东部,对东西部的文化差异深有感受。造成目前西部地区发展滞后,除了历史、地理、交通和人文环境等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观念上的差异。从1964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三线”建设开始,我差不多有30年一直在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第一线工作。回顾建国以来历次建设西部的运动,西部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但一个地区的发展缺乏来自本地居民的主体主动意识的积极参与,靠别人是解放不了自己的,建设不了自己的家园的。西部的真正崛起来自普及教育,人民观念的更新;来自思想解放,制度创新,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梯度,正是经济体制多元化发展的梯度,经济振兴应基于体制创新。

  郭重庆,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国家机械工业局第六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从事工程项目设计与咨询。1989年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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