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院科技咨询应正式立法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章程里面都明确定出来了科学院、工程院都是国家最高科学、工程技术的咨询单位。在美国也是这样。但是美国对此是有严格立法和一套管理体制的，政府部门许多科学政策的制定都要先经过NRC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咨询，写出咨询报告。这些咨询委员会有一百多个，常设的有几十个，临时性的也有几十个。对于咨询的项目和参与的人选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在材料科学方面的两个咨询委员会非常重要，一个是美国科学院的SSSC(固体物理科学委员会)，另一个是美国工程院的NMAB(国家材料顾问委员会)，它们的历史都有几十年了，几乎每年都要发表很多篇有关材料的科学咨询报告，对当前出现的重要动态作出认真的分析。这对于指导材料领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0年代，NMAB花了5年的时间写出了“90年代的材料科学及工程”，对美国材料科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布什政府曾根据这个报告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在材料制备领域增加了大量拨款。近几年SSSC曾写出了“生物分子自组装材料”(1996年)、“一个新时代的材料”(1999年)和“凝聚态物质和材料：为明天的基础研究”(1999年)等很有分量和权威性的咨询报告。中国现在缺乏这种正规性和权威性的咨询研究。虽然我们也说科学院、工程院有咨询功能，但是并没有给它们应有的立法地位，国家一些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并不需要通过两院咨询。在两院也没有建立常设性的咨询委员会和严格的咨询制度和方法。现在我们两院的咨询工作不少都是自发的，没有严格的审批组织制度，也没有应有的财政支持。美国NRC的咨询报告当然也并不是政策法令，它也是只供政府部门参考，但是政府部门知道这种咨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且给予高度重视，由两院组成多种咨询委员会，组织多领域的专家共同讨论和争论，写出公正的有权威性的咨询报告供政府部门参考，这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科学化、民主化地制定科学发展的政策有很重要的意义。

　　改进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制

　　大学，即使在美国也是在不断改进之中。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指出，美国大学的传统仍是在各个独立的系，而系和系之间的交叉还不够，但是现在美国的大学有些采用小系大中心的制度，已经用大的研究中心来促进各系之间的交叉，这种中心在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上已经证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大学过去更是建在分立的小专业基础上，我们设立了好多所谓的国家专业实验室，过去成立的时候都是建在专业的基础上，20多个人，500万人民币的设备投资就可以建成一个国家的专业实验室，这个跟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现在大学在向综合性的方向发展，将为学科之间的交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科研院所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是学科分立，缺乏多科性综合的?比如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就有那么多研究所，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体制上促进一些，至少先交叉合作，然后有些可以走到一体化，能够在中国成立若干个像ANL、ORNL等那样的多学科交叉、大规模、实力雄厚的国家研究所，有没有这种可能?从我们的教育制度来说，从我们的研究体制来说，存在着各行业、各学科、各部门之间的分割或者说隔离，这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不是说变就能变的。但是为了能把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相结合，促进跨学科的发展，更符合21世纪的挑战，能不能也考虑建立一种研究所，就是大学和科学院一起来举办。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体制、政策一步一步向这个方向努力是值得考虑的。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些这样的例子涌现出来，这是令人鼓舞的。

　　采取措施繁荣我国的学会活动和学术出版事业

　　学会活动是实现学术交流和交叉的有力渠道，在中国，学会的学术活动展开的还不够踊跃，我们开会往往是看能不能发表文章，对提升职称是不是起作用，而国外开会不见得都发表文章，而重在交流，获得信息，促进合作。说到发表文章，这里也有一个政策引导的问题。现在我们鼓励的是一个人一年发表了多少文章，在SCI上有多少文章；培养博士生的时候，也要求博士生在各级文献上发表多少文章，进到SCI里面有多少文章。我们鼓励在国际上发表，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我们国家自己内部一些科学的学术活动和文章的发表。在日本开会时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博士生因为没有在日本自己的学会会议做过报告、发表过文章，而在答辩时没有通过。这至少说明日本人是注意到这一点的。最近，中国一些科学家在《Science》的《Natur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当然对中国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大有帮助，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做的。但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学术活动，提高自己的学术活动的质量，扶持和办好自己的学术刊物，积极鼓励在国内学术活动和刊物上做报告和发表文章，提高国内学术团体和刊物的作用和地位，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能把有创造性的学术成就首先在中国刊物上发表这将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