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重 庆

　　摘要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渐进过程。全球化是福，还是祸？仍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阐述了全球化的风险和代价，以及竞争的极限，讨论了全球化对中国的启示，介绍了对全球化的不同观点和看法。通过分析美国新经济发展的背景和特点，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一条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之路。

1 全球化的困惑:是祸?是福?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它是在全球经济体制市场化趋同和现代科技高速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导致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从理论上讲，全球化有助于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增加世界的总供给，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和世界范围内的通货收缩，进而达到世界共享繁荣。就总体和长远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它既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1.1全球化的风险与代价

　　经济全球化是由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组成，而金融全球化是基础，国际间直接和间接投资推动了生产、贸易和科技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跨国公司，其扩张性的趋利动机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发展，从而为其提供了全球化的套利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以实现其财富的再分配。事实证明，国与国之间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 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如当金融全球化为一些国际金融大鳄提供了恶意袭击他国资本市场的合法规则，使其贪婪地吞噬一些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时，人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全球化。全球化如果利益分配不均，就会产生新的不平等，造成有的国家边际化，从而导致一个经济能力和经济实力极度两极分化的世界。如果有的国家总是处于失利状态，得不到国际联系所带来的利益，由此不平等的相互依赖、不对称的收益将引发国际矛盾，发达国家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存在着忧虑：“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是，我相信我们低估了它的脆弱性。国际社会必须作出选择，是建立一个由短期 利润额驱使的全球市场，还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市场。”当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也认为：“全球化：一柄双刃剑”。全球化既给人们带来发展的希望，也可能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

1.2 竞争的极限

　　模仿70年代罗马俱乐部为唤醒人们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危机意识而撰写的《增长的极限》的警世作用，一些国外学者组成里斯本小组合作撰写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里斯本小组肯定竞争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认为过度竞争将使整个世界陷入一场旷日持久、无止无休的全球经济战争，将把人类引入歧路，认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赢者通吃的实力原则指导下的全球化，不可能导致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共同兴旺，而只能导致人类社会的急剧分化、分裂与霸权主义统治。面对国家主权、经济安全面临挑战时，不时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持否定和悲观的态度未必是理性的，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仍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由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到底是迎接全球化、或屈从全球化、甚至对抗全球化，还缺乏思想准备和对策。 但有一点很清楚：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抗拒全球化，到头来付出的代价更大，只能是积极地迎接它。是祸？是福？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中国人提了一句颇具哲理的口号：趋利除弊。

1.3 全球化对中国的启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对外开放20年来经济实力大增，居民收入翻番，吸纳外资居世界前列，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之一，是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范例。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闭关锁国中生存下去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筑高墙、深挖洞的年代，全球化既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我们不如主动地积极介入，在参与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在谋求自身发展中积极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李光耀先生讲得很实在：“全球化的竞争将促使中国国内的企业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但同时也使过时的工厂遭受毁灭，导致失业和各种社会问题。然而，结果却会使中国脱颖而出，成为21世纪全球货品、服务 、资金、人才及思想等交流的最主要竞争者”。我们必须为全球化带来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作思想准备及物质准备，中国经济必须如凤凰涅?而获得新生。没有全球化的冲击，我们一些寄生于旧体制的东西很难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使其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割舍不下，它会拖累得我们很久。只有通过市场无形的手使其淘汰，中华民族才可以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轻装前进，完成振兴民族的宿愿。当然，这需要决策层的魄力和 决断，需要广大人民的认同和配合，舍此，我们没有什么捷径 。

2 全球化背景下还应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吗?

2.1 “民族工业”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工业”的概念已经过时，企业的国家属性愈来愈模糊，流行一句话：企业选择国家，而非国家选择企业（如ABB公司）。跨国公司的跨国大并购之势愈演愈烈，跨国公司的产值几乎占世界总产值的半壁江山，跨国公司代表了当今企业的主流，企业全球化和本土化边界趋于模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全球本土化”（Glocal=Global＋Local）。“中国工业”的概念应包含现有的国有、民营、合资及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所谓民族产业只有实行三控，即控股、控牌（品牌）和控技（技术）的企业才是完全的民族经济。看来对待企业的国家属性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2.2 善待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是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不能不刮目相待的一个既成事实。跨国公司大都是在全球范围内上市的股份公司，马克思也认为股份公司是对私有资本的扬弃，是社会化的资本。跨国公司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生产并推销其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给国内同业带来竞争的压力，但只有在这种压力下，才能提高我国企业的素质和效率，中国家电业的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跨国公司不是恶魔，我们应以平静的心态看待跨国公司，向其学习，与其合作，并与其竞争。

2.3 中国私用轿车发展战略的争论

　　面对WTO,针对中国私用轿车发展战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面对中国私用轿车巨大的市场潜力，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轿车工业的大好时机，应建立国家汽车创新战略，成立总理挂帅的国家领导小组，国家投入500亿～1000亿元，组建中国国有汽车大集团为主体的百万辆级的轿车厂，进行自主开发，走日本、韩国汽车工业发展之路。这种观点具有很强的诱惑性和煽动性，有比较多的支持者。另一种观点认为面对WTO，中国轿车工业根本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受资金 、技术、管理经验的制约，比较现实的还是走依附性的“巴西模式”发展道路，何况中国轿车工业的现实已经巴西化了， 并且像对轿车这样的竞争性行业，政府只需进一步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放开民营和外资的投资限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把上海及周边地区建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中国的底特律顺其自然也就会诞生在这里。政府应支持竞争前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如燃料电池等跨越性技术）。

　　事实证明，政府的直接插手只能强化了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政府机构的干预机制，不利于新体制的建立和轿车工业的发展。事实上第一汽车集团、东风汽车公司都在积极地融入世界汽车工业大重组的浪潮，上海汽车集团走得更远，脚踩两只船。他们似乎更实际，并不介意中国轿车工业的民族纯正度。中国的消费者更乐意看到，国际汽车大厂商们在中国市场上你死我活的搏斗，使消费者真正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通货 收缩效应，进而拥有一辆和外国一样既便宜又好的车。

3 新经济能走多远?

3.1 全球化带来了美国的新经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创造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景象，出现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诠释的“三低一高一盈余”(即低通胀、低失业率、低储蓄率、高增长及财政盈余)的特殊经济现象。股市平均收益是近百年来平均收益的2倍，经济扩张持续时间之长也创造了记录。在困惑和惊愕中，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一直为这种没有先例的经济表现寻找解释。格林斯潘和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都认为，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新经济。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一篇综述新经济的演讲，据认为更具权威性，他认为新经济的概念既明确又模糊。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美国的新经济，众说不一，但经济全球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

3.2 新经济是克隆不出来的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和为零”的游戏，即不是美国一家受益而其它国家受损，但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让人看到的全球化却不是受益均等的游戏。尽管美国储蓄率很低，且每年有近3000亿美元的外贸赤字，但美国利用全球四分之三的储蓄，各国竟相购买美国的国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及欧盟经济的低迷，使大量趋利而动的游资涌入美国，刺激美国资本市场，使股市不正常地升值，通过财富效应，又刺激消费需求，继而刺激投资需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因而出现了“三低一高”的少见的经济现象。这是发生在一定外部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它国家很难效仿。

3.3 新经济陷阱

　　美国经济是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传统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未减弱，没有全球资金的支持，美国的新经济无从谈起。肆意夸大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对美国新经济出现的作用，只是一种聪明的联想。按美国商务部1999年统计，美国信息技术生产部门（含硬件、软件，通讯设备及服务）产值只占GDP的8％。新经济、知识经济的确像一个大筐，可按各自的需要去装，去诠释，去导向舆论，去导向政策制定者。对时代特征的定义是一个非常严肃和极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不宜轻率下定论，萨默斯对新经济既明确又模糊的定义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美国新经济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萨默斯也认为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新技术造福经济的时期，如20世纪的20年代，但谁曾料到跟随着20年代繁荣的是30年代的大萧条。过热的美国经济仍然逃脱不开传统经济景气——衰退循环的规律。我们现在就必须面对高科技泡沫的冲击而未雨绸缪，美国新经济的硬着陆，必然殃及对外依存度很高的我国经济。

3.4 制造业是永远

　　“知识经济”风靡全球时，日本牡野升出版了一本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制造业是永远》。制造业是人类财富在20世纪空前膨胀的主要贡献者，没有制造业的发展，就没有今天人类的现代物质文明。制造业作为人类衣食住行可享用产品的载体和国家安全所需产品的提供者是任何时候都撇不开的产业。没有制造能力的民族是没有竞争力的民族，是不能抵御外来侵略而任人宰割的民族，我国百年屈辱的历史正是历史的佐证。制造业的兴衰不只是制造业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大事。对传统产业作用的评价应依国情而有所区别，忽视这一点，盲目地跟着别人跑，将会起到误导作用，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

4 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是否还有生存空间?

　　回答是肯定的，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悲观，相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长项、出口的主要支柱，目前制造业增加值居世界第4位，“中国制造”已经开始显露头角，制造业必然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杠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是我国现阶段一种理性的必然选择，它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以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特征，不过分追求自动化、集成化和智能化。我们何尝不想在国际纵向分工中占居高位，但目前至少在高科技方面我们不具备什么优势，囿于传统文化、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体制的桎梏，中国要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还需假以时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仍是外来技术。我们不能撇开自己的长处，以己之短与人之长相竞争，应在国际分工中实现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然后逐步实现产业升级，这是一般的规律，新兴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什么“比较优势陷阱”。决策层、经济界、企业界和社会公众若对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新的积极的共识，并能围绕上述新世纪的历史机遇及时规划与组织实施，如运作得当，中国有可能在2010年～2015年取代日本世界制造业霸主——世界供应基地的地位，成为21世纪全球商品及服务的最主要的竞争者，相反，如果在战略和政策层面上无此共识，或缺乏与之相对应的措施，我们又可能与新一轮世界经 济格局调整的历史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5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之路

5.1 政策上进一步对外开放

　　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必然会冲击国内产业，但舍此就 难以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哪个产业我们保 护得愈周密，哪个产业国际竞争力就愈低，如中国轿车业， 愈保护，愈落后，愈缺乏国际竞争力。如等待国家加大投入， 依仗行业保护，靠政策挡住进口，中国轿车业是永远长不大 的，结果只能是质次价高，消费者不认账，担负不起国民经济 发动机的历史责任。

5.2 转变观念，放稳心态

　　中国已错过了几次发展经济的机会，如能确当地把握机会，我国就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应对不当 ，可能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改变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培养国民健全的大国心态，从屈辱和恐惧的旧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从封闭的孤立主义中走出来，融入国际社会，加大自身改革开放的力度，着力于自身实力的增强，最终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处境，影响世界。

5.3 解放思想，加快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加大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的力度

　　融入全球化意味着迎接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瓶颈。中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技术与资金问题，毋宁说是体制问题。解放思想，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或减持国有股，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建立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等。

5.4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实施全球化发挥比较优势的一个支点，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仍然是投融资制度和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滞后。斯蒂格列茨认为，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措施作保证。

5.5 力图在跨越性技术上有所突破

　　传统已成熟技术没有必要再强调从头开始、自主开发。利用别国已有的技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拿来”即是。同时，要将自主的研究开发着重投入到原创性有突破性的技术上，实现技术跨越，才有可能后来居上。郭重庆，同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国家机械工业局第六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从事工程项目设计与咨询，曾担任多项国家及部重点建设项目总设计师，1989年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