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了“2024年国家能源政策报告”。报告指出，过去四年掀起了一波新的能源政策浪潮，这些政策解决了紧迫的能源安全问题，并加速了清洁能源的普及。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各国政府推出新的复苏和救济方案，其中许多国家将清洁能源转型列为优先事项。近150个国家（占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近95%）提出了新的、更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导致约50个政府在制定这些新的清洁能源激励措施的同时，收紧了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排放标准。

自2020年以来，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增长了60%。能源安全已重新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以及气候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贸易路线中断，使情况更加复杂，能源系统面临新的脆弱性。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考虑和采取新方法来平衡可持续性、可负担性、竞争力和安全性等相互关联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国际能源署发布了其首版《能源政策状况》。作为“首创”的全球清单，这份年度出版物为用户提供了最全面的最新能源政策（按国家和部门划分），重点介绍了过去12个月中最重大的变化。它利用众多国际专家的专业知识、见解和审查，汇编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50种主要政策类型的5000多条政策记录，所有这些记录都可以在公共数据库“能源政策清单”中获得。

报告指出，自2020年以来，各国政府已拨出近2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支持清洁能源——几乎是2007-08年金融危机期间对清洁能源承诺金额的三倍。这些专项资金中约有80%集中在三个地区：中国、欧盟和美国。许多措施都是为了推动清洁技术的部署，并确保在有望成为未来主要增长源的新兴行业中的地位。政府干预措施以管理能源价格在2022年达到顶峰，但负担能力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价格飙升将能源终端使用总支出推高至2022年创纪录高位——10万亿美元。

政府直接提供的短期消费者支持总额为94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欧洲，而政府制定的其他定价法规自2022年以来累计累计价值2.4万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补贴。此后价格有所下降，政府已取消了大部分紧急规定。尽管如此，所有G20国家都保留了为特定消费者提供负担能力支持的计划。此类计划的优势在于针对最需要帮助的家庭，以管理财政负担并确保公平分配成本和收益——只有三分之一的紧急措施实现了这一任务。

确保清洁能源供应链安全已成为一项关键优先事项，促使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从直接激励措施到贸易政策。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地理集中度仍然高于化石燃料供应。在关键技术（太阳能光伏、风能、电池和电解器）中，至少80%的制造能力集中在前三大生产国。这使得全球供应链容易受到干扰，无论是由于个别国家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技术故障还是企业决策。最近的政策和战略已将关键的清洁能源技术和相关商品指定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并提出了国内制造业最低份额的要求或目标。最近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美国国防生产法和欧盟的净零工业法，但其他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和目标。

此外，过去四年中，全球政府对这些技术的国内制造商的直接支持攀升至1700亿美元——占同期政府能源支出总额的近10%。这些激励措施中最大的一部分用于电动汽车(EV)，其次是氢气和电池生产，以及关键矿物的精炼和生产。自2020年以来，约70%的专项支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尽管巴西、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其他新兴制造业中心也在动员新的支出。自2020年以来，与清洁技术供应链相关的贸易措施急剧增加。在过去25年里，针对电池、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电解器的新贸易措施数量稳步增加。自2020年以来，各国实施了近200项针对清洁能源技术的贸易政策，而前5年仅实施了40项此类举措。通常，这些技术的最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处于这些贸易规则变化的最前沿，这很可能对清洁技术供应链、创新、竞争和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关税调整、反倾销税和反补贴措施（包括欧盟和美国最近宣布的措施）占2020年以来政策变化的近40%。在同一时期，签署了约50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近90%仍将优惠关税扩大到清洁能源技术。

能源绩效法规目前涵盖了全球四分之三的能源相关排放。截至2024年，15个G20国家已制定能源绩效法规，涵盖每个关键能源部门——电力、工业、建筑运输和燃料供应。与几十年前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2000年，只有5%的工业电机符合能源绩效标准；现在超过50%。自2020年以来，一半的G20国家更新了建筑能源法规，影响了其70%的行业排放。自2023年以来，35个国家——占能源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五分之一——通过了新的能源法规。能源法规最具影响力的更新包括最新的乘用车和卡车燃油经济性和排放标准，以及美国化石燃料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法规。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个重大的“第一”：澳大利亚制定了其首个车辆燃油效率标准，欧盟出台了有关家用电器中使用的气候强制制冷剂的法规（所谓的氟化温室气体法规）；乌克兰制定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生物燃料混合规定，将于2025年启动。

自2020年以来，一些政策被撤销，但其影响小于其他地区增加的严格性。禁止在建筑物内销售新的化石燃料锅炉和内燃机(ICE)车辆以及逐步淘汰未减排煤炭的拟议法规被显著撤销或推迟。此类调整主要是出于能源危机和公众担忧。替代法规要么推迟了合规的开始日期，要么放宽了拟议的政策严格性。2023年被撤销和推迟政策的法规覆盖了目前全球排放量的约1%。

尽管如此，仍有很大的余地来推进这些政策的覆盖范围、严格性和执行。预计到2030年，全球能源增长的四分之一将发生在不受监管的行业，而在大多数国家，合法销售的效率最低的电器比该地区“同类最佳”的电器效率至少低40%。此外，政策覆盖范围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短期影响。一些政策自然会有一定的时间滞后——大多数燃油经济性标准每4-5年更新一次，旨在为行业提供10-15年的时间来遵守——但这些标准执行不力也会削弱其影响。例如，虽然90%的化石燃料生产现在受到一项或多项针对挥发性甲烷的法规的约束，但能源部门的甲烷排放量去年仍上升了3%。当前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能源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320亿吨，预计2025年将更新国家自主贡献。国际能源署的气候承诺探索者评估了所有国家自主贡献和长期气候目标的能源组成部分，发现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不足以实现长期气候目标。随着《巴黎协定》签署国将于2025年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24年能源政策状况》可以帮助强调哪些政策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以及它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得到扩展。许多最近的能源政策显示出在能源部门推动气候减缓的明显潜力。但它们也必须适合当地情况，并确保安全性、竞争力和可负担性。国际能源署仍致力于监测和向政府和公众提供最新的能源政策数据，因为我们共同规划了一条通往安全和可持续能源未来的道路。